中国器官移植实现“不中断血流”移植

何晓顺教授及团队从肝移植到多器官移植再到“不中断血流”移植，何晓顺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不中断血流’的肝移植手术，已经成功完成4例。”8月中旬，在广州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办公室里，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舒了一口气，笑了。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是人类器官移植事业的新篇章——
文/ 记者 丰西西 实习生 王建 通讯员 李绍斌 彭福祥
2017年7月23日，中国医生何晓顺团队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断血流”人体肝移植手术，通过自主研发的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器官移植过程中“器官缺血损伤”这一困扰移植界半个多世纪的技术难题，让器官以更“鲜活”的状态在受者体内“立即工作”。
著名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学浩说，这项技术是对现有器官移植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该理念完全有可能拓展至其他器官的移植，有望将器官移植学科的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于这样的结果，熟知何晓顺的人并不感到意外。从1988年接触器官移植到现在，何晓顺这个名字总是会和“国内首例”、“亚洲首例”、“国际首次”等这种字眼联系在一起。就像一名“拓荒者”，何晓顺不断奋力开辟器官移植领域新的天地。
“其实，所有的创新灵感，都来自患者的实际需求。”何晓顺说，作为挽救各类终末期疾病患者的最后手段，器官移植手术和其他手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如果做，风险极大；如果不做，患者往往失去救治的机会。近30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就在这样的艰难选择中不断前行，历经艰险磨难，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奇迹。
师从黄洁夫教授 重启肝移植项目
何晓顺如今是中山一院副院长、东院院长，而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号是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1988年，到中山医科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师从当时刚从国外回来的中山一院教授、后来曾担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当时，中国肝移植项目已经停顿了十多年，黄洁夫从国外带回了先进的经验，打算“重启”这项需求量非常大的项目。
选择肝移植方向，何晓顺也曾遭遇劝阻，“别人觉得，这个方向短期内没有前景，但我总是觉得，在中国这个‘乙肝大国’，终末期肝病病人那么多，总是值得去试试。”于是，从24岁到29岁，何晓顺都跟着黄洁夫“泡”在器官移植领域里，逐渐成为了老师的第一助手。
当时，我国肝移植刚刚重启，硬件软件都跟不上，国内早期肝移植的成功病例也并不多，加上国内外疾病谱的差异，这5年里，黄洁夫、何晓顺这样的“先行者”们几乎尝遍了所有的失败和挫折——“几乎有一种看不到曙光的感觉，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1993年4月，何晓顺参与了第一例人体肝移植手术。黄洁夫是主刀医生，此时的何晓顺博士尚未毕业，负责取供体。时隔24年，他仍对那台手术印象深刻：一位30多岁的男患者，肝癌复发，除了器官移植已没有别的办法。
1993年至1997年，中山一院仅做了10台器官移植手术，而同时期，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总共也才做了19台，“当时我们经常很无奈地开玩笑，医院器官移植手术量占了全国一半以上。”
1998年，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单独成立科室，手术量也比之前有了较大的增长，当年就做了十几例肝移植手术，一年的手术量是前4年的总和。2001年，黄洁夫赴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2003年，器官移植科元老陈规划调往中山三院，科室的重任落在了39岁的何晓顺身上。正是这样的“临危受命”，让何晓顺毅然挑大梁。“那时候的器官移植科很有意思，一个主任带着几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我就是那个主任。”每每说到艰难处，何晓顺总是会笑，仿佛那是别人的经历。

患者多器官移植 全亚洲首例成功
2004年-2006年，中山一院肝移植手术迎来高峰，每年有150-180例。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是2004年5月28日，中山一院成功为一名胰腺癌合并多发性肝转移的女患者实施了多器官移植手术：一次切除病人的肝、胆、脾、胰、胃、十二指肠、大小网膜及部分小肠，换上健康的肝、胰及十二指肠。这是全亚洲首例获得成功的多器官移植病例。
“在此之前，国内有人尝试过多器官移植，病人没出ICU就不幸离世了。”何晓顺说，多器官移植手术中，患者腹腔几乎被掏空，其风险可想而知。得益于充分的术前准备，持续9个多小时，手术顺利结束，非常成功。术后恢复也非常顺利，几个小时后，这名28岁的女患者顺利转出ICU。
不过，将患者腹部“掏空”的传统做法，又碰到了新困境。器官切除越多，并发症发生概率越高，需要免疫抑制的强度越高，带来的感染问题越严重。很多患者术后死亡，就是因为感染。
围绕这个新问题，何晓顺和他的团队又开始攻坚。经过近10年的探索，何晓顺终于首创出“简化式多器官移植”这一新术式，创新了含动脉和静脉重建、消化道重建，以及低强度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等简化式多器官移植技术体系，不但极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也显著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得益于此项新术式，中山一院实施的该类手术不仅数量上全球最多，而且100%的手术成功率使得该院的该技术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从此，晚期肝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有了新的理想治愈手段。凭借腹部多器官移植及器官联合移植的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何晓顺及其团队获得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之后，何晓顺团队在多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基础上，还将此技术运用于胰肾联合移植治疗糖尿病患者。何晓顺说，把坏了的胰腺和肾脏一起换，不仅可以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而且不少病例的随访结果显示，此前由糖尿病引起的其他病变如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也得到逆转。2005年，他的团队首次为尿毒症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实施了手术，患者术前每天要打六七十个单位的胰岛素“续命”的治疗方式得到改变，术后恢复特别好，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现已健康存活了12年。
为解决器官短缺 致力于自愿捐献
2008年，何晓顺被调任中山一院黄埔院区担任院长。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着手了一件谁也不看好的新事物——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其实，时至如今，器官短缺仍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瓶颈。根据国家卫计委估算，我国每年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约30万人，而实际能接受移植患者不足1万人，大量患者在等待器官过程中死亡。
“器官移植事业，都是被逼出来的。”事后证明，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牵头做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是何晓顺做的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在中山一院黄埔院区，他把院内各个科室协调起来，创立了国内最早的院内器官获取组织（OPO），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了解，他和团队在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起步阶段，一直是领跑者。不仅捐献例数长期位居国内首位，还创立了我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创办了器官捐献国际合作论坛；主编了国内首部器官捐献专著，主持制定了国内首部器官捐献指南；牵头建立包括哈佛大学等在内的国际器官移植研究平台。在总结大量器官捐献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该团队立足于中国国情，建立了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体系，为我国器官移植的成功转型发挥了先锋与示范作用，受到国家卫计委和国际社会的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器官捐献科普教材《器官捐献500问》，面向普通读者，普及器官捐献科学知识。
在2012年全国器官捐献总结大会上，何晓顺作为唯一的专家代表发言，介绍器官捐献的“广东经验”。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山一院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成为首要器官来源。
创器官捐献制度 被誉为亚洲典范
国际上，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与技术体系。然而，因传统观念及法律背景的差异，脑死亡概念在我国尚未被广为接受。何晓顺团队花了十多年钻研，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以心脏死亡捐献为主体的器官捐献模式。在这套模式下，可以用技术判断评估什么样的供体适合捐献，把潜在的捐献者找出来，并预测对方的心跳死亡时间，同时，针对缺血状态下的器官损伤，能够评估其损伤程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一切都成为了一整套体系。
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的诞生，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在十多年里增加了百倍之多。而这一名为《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创新与推广使用》的研究成果，获得了201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何晓顺教授本人也荣膺广州市科技市长奖。据统计，至2015年底，来自公民身后捐献的器官移植，已经挽救了14000多位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使得中国成为国际上器官捐献工作进展最快的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移植大国。世界卫生组织对此的评价是“亚洲地区器官捐献改革的成功典范”。
“不中断血流”移植 将成为移植主流
一个又一个成果被拿下，他的脚步却从未停歇。何晓顺似乎已经习惯了当“拓荒者”，他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敏感性和高度热情。于是，便有了此次轰动全球的“不中断血流”肝移植手术。这项被业内高度评价为“开启器官移植2.0时代”的成就，并没有让何晓顺打算稍微地停顿。“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处于现在的时代，幸福感很强。我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一些事情。”何晓顺说，在中山一院，文化的传承格外明晰，老一辈医生们高洁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像旗帜一般激励着后人学习。
如今的何晓顺，依旧保持着一位临床医生的日常，查房、看诊、手术、科研。“只要我有空，我就会去病房看患者，哪怕他的数据指标已经被放到我办公桌，只有亲眼看到他们的状态，我才能真正放心。”何晓顺说，无论如何，他的首要身份还是一名医生。
如今，他和团队正在筹备将“不中断血流”肝移植技术逐渐优化，将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重新编写，形成规范，逐步推广。下一步，用这种技术开展的，很可能就是肾脏，接着是心脏，等等。“很可能，我会把我以前做过的全部推翻，边走边看吧，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它将会成为器官移植的主流术式。”